罗森茨维格把从《救赎之星》里发端的哲学称为“新哲学”“新思维”。
所谓“新”，并无与“旧”分庭抗礼、建立新体系、标划新时代之意。这恰恰是旧哲学常有的冲动。罗森茨维格强调的“新”，无非是指出“旧”日哲学之路的绝境。
无论是康德、黑格尔，还是堪称现代宗教的实证主义，都把人与上帝的关系视为一桩认识事业。所有认识事业的核心问题，都是“是”：他是谁，他是什么。此种发问还有更深层的假设：一切认识的阿基米德支点，是“我”；我发问，我探索，我知晓，我怀疑，我否定；而所有这些“我”，又被假定为普遍的、抽象的、公式般的东西。
所有受到现代哲学养育的心灵，无不带着这些假设寻求真理。他们坚信有一个公式般的“我”，坚信可以靠这个“我”找到一个公式般的“上帝”，找不到，就否定他。不是只有读过康德、黑格尔的人才受他们的哲学养育。那些继承了他们词语碎片却浑然不觉的人，受到更深的养育，深到忘了源头。**此种哲学、此种思维、此种心灵，必然把人引向怀疑和虚无。**因为这无非意味着，人们要仅仅依靠理智，觅得一个为理智批准的上帝。等到寻觅失败，他们就把对理智的求全之怒转嫁给上帝。这就好像，人拼命用手把自己提向天空。手失败，人却手指天空，破口大骂。
**依凭抽象之自我，寻找抽象之上帝。这是一种现代冲动。这也正是罗森茨维格所指称的“旧哲学”。**这种对“抽象”的爱好，像恶魔一样吸引着每个现代心灵，让他们疑虑重重，被怀疑主义和理智上的种种不信任拖累得精疲力尽。罗森茨维格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人。
因此，《救赎之星》是一本战争之书。罗森茨维格要为自己而战，为一个精疲力尽的现代心灵而战。战争的对象，则是诸种把人引向绝望的旧哲学。但是，罗森茨维格的“新哲学”并不声称提供新道路。他的所有努力，只是为“开端”开辟一种可能。长久以来，这个“开端”被诸种旧哲学封堵了。在一篇笔记里，罗森茨维格说，“开端”所需的全部，无非是人的谦逊。而旧哲学向人提供的全部武器，都在封堵这份谦逊。至于“开端”之后的事情，不可以由任何哲学来规划。“规划”这个词，指的是人对制造物的权力。而“开端”所指向的，不是人的造物。
在生命中特别需要哲学的时候，罗森茨维格从一个哲学史学者变成哲学家。但他根本不希望让写在《救赎之星》里的哲学成为哲学史上新的一种。他盼望的，只是通过告别旧哲学，开启一种新生活。旧哲学，训练心灵成为真理的法官。新生活，则要求人成为真理的容器。
1920年，罗森茨维格拒绝了弗莱堡大学的讲师职位。那时，《黑格尔与国家》已经出版，《救赎之星》已经写完。梅因奈克教授在乎的，当然是前者。罗森茨维格自己则忍不住提及后者：
那个撰写了《救赎之星》并在不久之后由法兰克福的考夫曼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人，跟《黑格尔与国家》的作者完全不同。
导师希望他延续那条由《黑格尔与国家》开启的道路。罗森茨维格则必须听从另一个“开端”的召唤。当然，既然新生活已经开启，所谓的“新哲学”也就不那么重要了：
当所有的话都说完，所有的事都做过了之后，新出的书仅仅是——一本书而已。我并未给它添加任何过分的重要性。
他终身致力于犹太教育，也不是要向学生宣讲自己的哲学。他从事的犹太教育，跟各色以“犹太”为名的政治运动毫无关联。他所谓的犹太教育，**无非是帮助人摆脱“恶魔般的”对抽象的爱好，过上扎实而具体的生活。**对一个犹太人而言，那当然优先意味着：犹太人的生活。他始终相信另一位老师瓦尔堡的格言：上帝是具体的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罗森茨维格的“新哲学”对每个渴望过具体生活的人都有教育意义，不止他的犹太学生。“新哲学”里两个词尤其重要：“和”与“时间”。
对于真理，旧哲学热衷于谈论“是”。罗森茨维格说，人与真理的关系，乃是“和”。热衷于谈论“是”的人，相信自己可以发现真理，评断真理，必要的时候制造真理。“和”则意味着，真理是某种从生命的外面涌进来的东西。人不能像拥有一物那样拥有真理，只能在某个瞬间跟真理相遇。人不可能用词语抓住真理的抽象本质，只能在猝然相遇那一刻决定自己和真理的关系。
诸种旧哲学所导向的对抽象事物的爱好，让人把真理视为“他物”。这只能让他止步于某些低级知识，比如“1+1=2”，再比如，相对论。罗森茨维格说，相对论并不比个位数的加法高级多少，只要多花一点儿时间和脑力就能弄明白。可是那个至高的真理，不是什么“他物”。人和真理的关系，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具体的相遇。
罗森茨维格和他的朋友们共享这一洞见。《救赎之星》出版于1921年。马丁·布伯则在次年出版的书里表述了相似的意思。那本书就名为《我与你》。布伯长罗森茨维格六岁。二人是犹太教育的亲密合作者。罗森茨维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与布伯合作，把希伯来文《圣经》译成德语。
在《我与你》里，**布伯区分了人与世界的两个原初词：“我与它”，“我与你”。前者，表达人与工具化世界的关系。后者，是人与真理的关系。**人总是靠着“我与它”掌控世界，也使自己被掌控。人必须依靠“我与你”的相遇重获生机和自由。不去挖掘、掌控、驱使、奴役“它”，人便无法生存。不和“你”相遇，人的生存便堕入虚无。“我与你”的相遇，只能发生于瞬间。若封堵了这个瞬间，天长地久的生存无非意味着天长地久的虚无和奴役。
罗森茨维格和布伯与之战斗的那些旧哲学，正是那些蓄意封堵“我与你”之瞬间的哲学。这样的哲学，把人封堵在宇宙这个漫无边际的牢笼里。
**“和”的哲学导向一个更深刻的洞见：上帝与人的关系是直接的，只能是直接的。换句话说，启示和救赎不以间接的方式发生。**诸种旧哲学向人们兜售了各色间接救赎：历史、国家、种族。正是各色间接救赎的欺人之谈，导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生活的剥夺，导致大多数人对自己生活的舍弃。正是各色间接救赎的欺人之谈，让“我与你”的相遇蒙受污名，遭受指控，竟至忙于用“我与它”的语汇自证清白。此事之荒唐，一如让两个四目相对意乱情迷的恋人用心理学、社会学、生物学的语汇自证幸福。此事之荒唐更在于，连当事人都渐渐不觉其荒唐。
“我与你”之相遇只能发生于瞬间。因此，那些封堵此一瞬间的哲学势必致力于垄断人的时间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、政治哲学，深刻而凶险。因为它让国家、民族、种族成为个人生活的代理人。继而让那些被辩证法规定了的“历史阶段”成为时间的基本单位。于是，那种让“我与你”相遇的瞬间，成了非法之事。这种非法感，不只是政治的、哲学的，而是弥漫心灵的。它让快要窒息而死的心灵，害怕和逃避性命攸关的瞬间。这是一种现代罪感。黑格尔哲学的众多继承者们，无不奋力巩固这一现代罪感。
人和真理只能在“我与你”中相遇，相遇只能发生于瞬间，瞬间只能植根于具体的生活。这就是“新哲学”想要告诉人们的。相反，各色旧哲学则渐渐蜕化彼此交织，终于在20世纪形成一种充斥世界的政治宣传：
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会迫使我们放弃好多值得追求的事物，目的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，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