柏拉图说当代雅典心灵的处境，是身处洞穴而仇恨光。陀老说当代俄罗斯心灵的处境是身处地下室而仇恨空气。洞穴和地下室，多有意味。
写苏格拉底对话的柏拉图、写《地下室手记》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，都是为灵魂分类的大师。现代人也热衷于分类。比如某些主义，断言人是经济动物，由此划分阵营，区别敌我。比如当代某些大学，把人贬低成表格动物，并用表格填报成功率评定等级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的“白痴”梅什金公爵说：“只是由于懒惰，人们才从表面上把人加以分类。”他和柏拉图关心的，不是这些外在事物，而是人的灵魂。他们辨别灵魂等级的尺度，是灵魂与光的关系，或者直接说，灵魂与光的距离。
《理想国》里，柏拉图把哲人定义为热爱光（智慧）、看见光的人。城邦里的多数人，则生活在洞穴里。洞穴里的人，未必不需要光，却惧怕光，渐渐忘记光，恼恨那些带来光之消息的人。《理想国》第8卷、第9卷，柏拉图写了一部政治的败坏史：从贵族制到寡头制，再到民主制，再到僭主制。现代读者往往忽视，这部政治败坏史，同时也是灵魂沉降史。依照柏拉图，每种政体类型都对应一种灵魂类型。僭主政体当然是由僭主心灵缔造的，但僭主城邦里不只有一个僭主心灵。一个僭主城邦，会把城中所有臣民塑造成潜在的僭主。而在柏拉图那里，所谓僭主心灵，无非是欲望对灵魂实施独裁。僭主自己就是这样，他也需要把所有的臣民扭曲成这样。僭主心灵、僭主城邦，是洞穴人向洞穴深处沉降的最后绝境。洞穴人从依稀记得光，沉降成恨光之人。
1864年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《地下室手记》。陀老的这位“地下室人”，是现代版的洞穴人——恨光者。柏拉图笔下的僭主心灵，已被欲望接管，因而与光隔绝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有强悍的行动力、行动欲。柏拉图强调他们的盲目和狂暴。陀老的“地下室人”则连行动欲都已丧失。他高喊“地下室万岁”，却不热爱地下室。他只是害怕光，害怕人，害怕行动，因而除了地下室无处安身。跟柏拉图一样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用人与光的距离辨识灵魂的沉降。所谓害怕光，是对正义、爱欲、美善失去基本的反应能力。比如，“地下室人”反复思考复仇的问题。他说，对于过去的人而言，受辱、复仇，是本能一样自然的事。而在地下室，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找到各种时髦理论，把受辱解释成公式般的必然，把复仇稀释成可笑的冲动。这位“地下室人”，从不缺少理论。他的理论太多了，以至于从前的人们凭借德性、血性做出的任何事，在他这里都变得不可能。那些把他包裹起来的理论，个个不同，个个相似。每一个理论，都想要把世界简化成一个公式，或一张表格。而人，则只是一个代表必然性的统计数字、逻辑符号。当一个人被这样的理论俘获，他就仇恨自己身上的血性、德性，仇恨日光下的爱与正义。爱是累赘，正义是谎言。当然，这位“地下室人”仍旧喜欢“美”“崇高”之类字眼。他如何喜欢呢？四十岁那年，他在地下室斟上一杯酒，又往酒里滴几滴眼泪，“然后再为一切美与崇高的事物把酒喝干”。从此，他成了美与崇高的爱好者，“会在最丑恶、最无可怀疑的肮脏之中”找到它们，并且随时准备为它们哭泣，随时“眼泪汪汪，像一块湿海绵”。他并不为此自豪，他只是无可奈何。他早已被公式表格、科学规律、历史逻辑驯化了。他知道在这些之外还有光、空气、生活，还有关于人的神秘。但他已是地下室的土著居民，公式表格、科学规律、历史逻辑是地下室的精神食粮。离开这些，他根本活不下去。他想出各种比喻，用以贬损自己：“没有个 性的人”，“耗子”，“蒸馏瓶人”，“没有意志的琴键”，“不是活生生的父亲所生”··在贬损自己这件事上，他真诚极了，坦荡极了。只可惜，他仍然只能是他：在地下室呆了四十年，且将一直呆下去。
1864年很重要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“地下室人”。1866年，他 发表《罪与罚》。1868，《白痴》。1871，《群魔》。1875，《少年》。1880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这些杰作里，“地下室人”的身影贯穿始终：拉斯科尼柯夫“不习惯人群”，“一个月以来，天天躲在角落里”，他的转租的小屋，像个衣柜；斯维德里盖洛夫对拉斯科尼柯夫说，地狱未必是什么庞然大物，可能只是“一间小房子，像乡下被熏得漆黑的澡堂，屋里个个角落都爬满蜘蛛”，直到永远；肺痨少年伊波利特寄居斗室，撰写对人类的控诉词，他也在梦里看见了满屋子蜘蛛；工程师基里洛夫坚信，唯有自杀才能证明人就是上帝，他在空荡荡的小屋里彻夜喝茶沉思，等待那一刻的到来；另一间小屋里，革命青年沙托夫对革命失望，却又不知除革命之外哪里还有上帝，他也等着，等着革命组织的裁决；基里洛夫、沙托夫有个共同的导师——斯塔罗夫金，他在空气清新的瑞士买了一幢“小小的房子”。一场人间闹剧之后，他回到小小的房间，把自己吊死；大学生伊万·费奥多罗维奇·卡拉马佐夫，在自己的斗室里撰写宗教大法官判处上帝死刑的诗剧，也是在这里，与夜访的魔鬼相互谩骂；而伊凡的追随者和代理人斯梅尔佳科夫，杀人之后，在另一间斗室把自己吊死在一颗钉子上。这些在逼仄空间里绝望着的人，是陀氏小说最阴郁最毛骨悚然的部分。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主题，不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绝望，而是信、望、爱。但陀老之所以是陀老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：要想在现代世界谈论信、望、爱，必须首先研究这种毛骨悚然的绝望；戳穿地下室，才能把人从地下室里拉出来，让他们重新记 起光。
上行与下行
别林斯基只喜欢《穷人》。纪德则说《地下室手记》是陀老小说的穹顶。
只写《究人》的陀老不是陀老《究人》干净慈悲却尚未降至灵魂深处，因而未曾触碰现代心灵之苦况。只写《地下室手记》的陀老，也不是陀老。《地下室手记》锋利、残酷，降得够深，绝望至极。但陀老并非那种热衷于摆弄绝望的存在主义作家。他把灵魂推到绝望的边缘，是要为救赎廓清道路。正如柏拉图，不是要用僭主统治诅咒雅典人，而是要用僭主绝境提醒雅典人：生活不应如此。
《理想国》里，苏格拉底引导着朋友们，开启一次先上行再下行的心灵之旅。上行之旅，朋友们见识了城邦和灵魂应有的样子。然后，大家带着对美善事物的见识下行，渐次辨别灵魂的败坏。必须见识过好，才能识别坏；对好见多识广的人，才能对坏辨析幽微。这是柏拉图的重要洞见。所以，他笔下的心灵之旅，必须先上行，再下行。最终，朋友们见识了好，也识别了坏。旅行结束，生活重启。带着这些见识，朋友们得以重审自身之处境，并对自己的灵魂状况施以诊疗：那是生活的上行。
陀老的小说，也有类似的上行、下行结构。他要用《穷人》写出人的美与善，也要用《地下室手记》写出人的罪与愚。《罪与罚》之后的每 一部杰作，陀老都用一群“上行人物”照亮一群“下行人物”。他的意图，是让“下行人物”认出自己。在他笔下，所有灵魂沉降的“下行人物”都喜欢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，但他们全都无力认识自己。唯有通过“上行人物”的引导、映衬、照亮，他们才能认识罪，接受罚，重启“活生生的生活”。没有苏格拉底的引导，卡利克勒和塞拉西马柯会永远陶醉于权力即正义的梦话（《高尔吉亚篇》《理想国》）。没有拉祖米欣和索尼娅的爱，拉斯科尼柯夫会永远相信自己是偶然失手的拿破仑（《罪与罚》）。没有梅什金公爵白痴般的慈悲，罗戈任、娜斯塔霞的疯癫爱欲就得不到宽恕和洁净（《白痴》）。没有朝圣者马卡尔的爽朗笑声，少年阿尔卡季有可能成长为另一个拉斯科尼柯夫（《少年》）。没有阿廖沙的墓畔赠言，伊凡的“宗教大法官”可能被误会成终极真理。没有那些“上行人物”，“下行人物”们会陷入自我崇拜，自以为发现了真理，自以为可以用“真理”捏造出某种全新生活。直至某个神秘时刻，他们忽然发现，自己所谓的真理和生活，只是地下室里的虚构；而“活生生的生活”，就在大地之上。每当写到这里，陀老都会说：那将是另一个故事了。他笔下所有的明净故事、阴暗故事，都是为了引人眺望、开启那“另一个故事”。
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灵魂分类大师。他们各自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探索灵魂的光谱。《理想国》里，柏拉图谈论了五种心灵。《斐德罗篇》里，灵魂等级扩充为九种。要把握陀老笔下的灵魂光谱，最方便的参照，是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：老三阿廖沙，是那种怀抱信、望、爱的“上行的人”；老大米佳，代表活在“玛利亚和索多玛”之间的“大地上的人”；老二伊凡，是那种憎恨信、望、爱的智力高超的“下行人物”，或者说，“地下室人”。
上行的人
“上行的人”是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在心灵的上行之旅渐至顶点时，才能见识到的灵魂。这样的灵魂，柏拉图称之为“哲人”“爱智者”。他们的主要特征，不是良善、纯洁，而是灵魂向世界的神性本源敞开。套用柏拉图的譬喻，他们是热爱光、见过光的人，是在洞穴人中间徒劳叮咛、想要帮人们记起光的人。这样的人，在洞穴人眼里，是笨拙、啰嗦的废物，是对洞穴生存技术一无所知的白痴。故而，洞穴人总要羞辱他们、赶走他们、除掉他们，以求清静。柏拉图却坚称，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成为城邦的王和法官。柏拉图的“哲人王”常常遭到现代读者的误解和指控。那不过是因为，现代读者太过熟悉僭主心灵，根本不相信灵魂还有别的可能。对他们而言，“哲人王”只能意味着满口谎言的僭主。其实提到“哲人王”时，柏拉图强调的并非王的无限权力，而是哲人的有序灵魂。哲人的灵魂，向神性本源敞开，受神性本源整饬，因而完整有序。哲人既知道欲望的苦乐，也知道理智的价值，更知道智慧的神圣。哲人是对灵魂里的一切事务深有体验的人。他见识过好的，因而能认出坏的，还能识别各种伪装成好的坏。
这就是柏拉图的心理学：知道什么是完整，才能理解破碎；体尝过有序，才能懂得无序；向上眺望过的眼睛，才能凝视深渊。人对人的理解，只能自上而下，反之则荒唐。柏拉图说：“那些没有经历智慧和美德，始终热衷于吃喝的人会下降，终其一生就在中间和下面变动，绝无可能超越这个范围。他们不会向上仰望真正的上界，或向上攀援进入这个区域··他们的眼睛只会向下看··永远那么贪婪。”一个永远向下看的人，永远不会明白向上看的人在说些什么，甚至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在向下看。除非，他因机缘巧合，把一个完整有序的灵魂当成自己的镜子。
陀老笔下的“上行的人”，很难让人想起“哲人王”。因为他们身上无不带着浓厚的斯拉夫、东正教情调。但恰恰在最重要的一点上，陀老和柏拉图相通：唯有圣徒，才拥有最广博最深刻的理解力；唯有圣徒才能洞悉发生在灵魂里的那些事：苦、爱、恨、罪、愚。柏拉图并未赋予“哲人王”真实的肉身，也未让“哲人王”实施现实的建国和统治。他的“哲人王”更像折射日光的镜子，用以帮人识别伪装成哲人的僭主。陀老的现代圣徒们，也都不是积极的行动者。陀老让他们穿行于人群之中，唯有透过他们，陀老才能说清那些发生于现代灵魂里的惊悚故事。
大地上的人
《卡拉马佐夫》开篇不久，米佳和伊凡分别找阿廖沙长谈。伊凡的谈话，就包括那篇著名的《宗教大法官》。哲学家和评论家们太看重伊凡的沉思了。其实，唯有把伊凡的看似深刻的沉思跟米佳的醉话连在一起，它才是可以理解的。
《宗教大法官》说：为了如今的卑微生灵，必须把奥秘从大地上割除；那带着奥秘重回大地的人，必须放逐或杀死；卑微的生灵担不起赐给他们的自由，所以只配活在一个强者的自由的奴役之下。从开篇的《宗教大法官》到结尾的《魔鬼夜访伊凡》，伊凡的所有煎熬，都围绕着这个“秘密”。他想凭理智破解这个秘密。他带着这个雄心沉降到灵魂的至暗之地，活在仇恨秘密、否定秘密，又渴望秘密的撕裂之中。
陀老的小说，几乎都有一个常见于报纸的刑侦故事外壳。参照这个外壳，伊凡是查无实证的弑父者，米佳则是最像凶手的蒙冤者。杀人与未曾杀人，根本不是米佳和伊凡的真正区别。他们的真正区别是：一个仇恨秘密，一个承认秘密。
见到阿廖沙时，米佳喝了不少酒。他絮絮叨叨讲述自己的情欲经历，忽然就背诵起普希金和席勒来。他说，每当沉湎于最最无耻的荒淫之中，就背诵席勒。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掉进深渊，但他还想亲吻上帝裙摆。他感到怨愤、耻辱，但他也时常感到爱和快乐。单单从他自己身上，他就知道，人，是一个很大的谜。人，不是玛利亚，也不是索多玛，而是从玛利亚到索多玛之间的广阔疆域。单单从他自己身上，他就知道，这片疆域何其广大，不可捉摸：
糟就糟在这里，因为一切在世界上都是一个谜！……有许多神秘莫测的东西！人世间，有许许多多哑谜压在我们头上··有的人，甚至心灵高尚、智力超群的人，也是从圣母的理想开始，以索多玛的理想告终。更可怕的是有人心里已经抱着索多玛的理想，但是他又不否认圣母的理想，而且他的心还在因此而燃烧，真的，真的在燃烧，就像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那样。不，人是博大的，甚至太博大了，我恨不得他能够偏狭些。鬼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一些人爱着、恨着、受苦、犯罪，但他们始终承认世界是个谜。特别是当他们对自己感到无能为力时，他们感到自己就是最难解的谜。既然是谜，就可以堕落得很深很深，也可能在奇迹中重生。米佳是个大老粗，但陀老让他用酒话道出了人之真相。
人之真相，即，人是秘密。博学善辩的伊凡，则耗尽心智否定这个真相。他用才智建造碉堡，把真相挡在外面。米佳希望人能变得偏狭些，因为那样人就会活得轻松。比如，如果偏狭成昆虫，人就可以轻松自在享受情欲。可是米佳知道，那不可能。伊凡在斗室里思考出一种偏狭的人，偏狭如虱子或蜘蛛的人。然后，他觉得自己有权力蔑视这样的人、碾死这样的人。当然，他并未因此感到轻松。他病得比米佳深，罪得比米佳深。米佳是大地上的人，伊凡凭借才智沉降为地下室人。
地下室人
无知的坏蛋。这里的“无知”，与“受教育程度”毫无关系，甚至与识文断字毫无关系。在柏拉图那里，根本的“无知”，是对正义的扭曲、对美善的麻木。
纯粹的坏蛋，不可治愈。无知的坏蛋，难以治愈。不可治愈，因为毫无罪感。难以治愈，因为他们的罪感被他们的“无知”扭曲了。这种“无知”，自古有之。陀老发现，在现代世界，“无知”常常表现为博学。正是各种畸形的博学，让人把罪恶扭曲成崇高。“无知的坏蛋”的另一种表述是，“地下室人”。
《地下室手记》里，陀老的“地下室人”处于生活的瘫痪状态。这种瘫痪，是一种“理性的瘫痪”。地下室人是被各种现代理论喂养长大的。这些理论无不声称可以破解世界之谜、人之谜。破解之道，就是把世界压缩成规律、逻辑、统计表格，把人贬低成规律的注脚、逻辑的常量、表格的数字。于是，世界和人没有神秘可言，只剩下“理性”和“必然”。然而，根据“理性”和“必然”，人可以做什么呢？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无需做。一个崇拜“必然”的人会告诉自己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切，都是必然的，不可抗拒的，因此必须接受、忍受、享受；一切对规律的质疑、对逻辑的抗拒、对表格的厌恶，都是不理性的、徒劳的、蠢的。“地下室人”就被锁在“理性”“必然”编造的牢笼里，无所事事。他可以忍受一切，但不是基督徒出于自由意志的忍辱。他忍受，只是看不到世界有任何自由可言。
緊接着《地下室手记》是《罪与罰》《白痴》《群魔》《少年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这几部大书。陀老把“地下室人”扩展成一个序列：《罪与罚》的拉斯科尼柯夫，《白痴》的伊波利特，《群魔》的群魔们，《少年》的韦尔西洛夫父子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的伊凡··这是一组“地下室人”群像。陀老告诉读者，“地下室人”的病，不只有“理性的瘫痪”，还有“理性的疯癫”。
在柏拉图那里，“理性”首先指灵魂对神圣本源的爱欲和探究。在陀老的19世纪，“理性”仅仅指合乎算术的心智模式。从18世纪到19世纪，这种算术心智成为人类最新的偶像崇拜。人们相信，它是真正的救世主。想要过上好生活，除了“理性”，不需要别的。“地下室人”发现，对这种“理性”的崇拜，榨干了自己身上的血性、德性，因此生活瘫痪了。
假若他想挣脱这种瘫痪状态，唯一的办法是，更加疯狂地崇拜“理性”按“理性”的指引大胆行事。“理性”的算术显示，需要杀人，那么就去杀人；“理性”的算术显示，需要自杀，那么就去自杀。要么陷入瘫痪无所事事，要么疯狂行事：“地下室人”就在这两端徘徊。
“地下室人”，或者依照理性瘫痪，或者依照理性疯狂。无论无所事事还是杀人、自杀，他们都被某种“理性”裹挟着。他们崇拜自己的“理性”，以至于丧失了对世界和生活的直觉。仅凭直觉，米佳就知道人是个谜，就想要亲吻大地母亲和上帝的裙摆。拉斯科尼柯夫和伊凡却感觉不到。因此，他们只能效忠于“理性”，为“理性”杀人、自杀。当他们这样做时，甚至会从心底生出英雄气概：我是唯一有勇气接受冷冰冰的“理性”的人；我是唯一有能力推动“理性”早日降临于大地的人；我不是罪犯，我是英雄。
伊凡远比米佳有学问。但伊凡才是“无知的坏蛋”。他的学问和“理性”，是地下室里的学问和“理性”。或者说，这种学问和“理性”，就是心灵的地下室。正是这样的学问和“理性”，让他成了“无知的坏蛋。”
小结
人是个谜。上行的人看得见这个谜，带着谜上路。大地上的人，在谜里挣扎，忍耐，盼望。“地下室人”，不相信这个谜。不相信这个谜的人，也就不再相信罪与救赎。反过来，他们崇拜自己的才智和权力。陀老的那些“大地上的人”，没有一个傲慢至此。酒鬼马拉美多夫磕磕巴巴地对看热闹的人讲《路加福音》：
等把所有的人审判完毕，他就会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也过来吧！过来吧，酒鬼们，过来吧，懦弱无力的人们，过来吧，不知羞耻的人们。”那时我们就一点儿不羞愧地站过去。他会说：“你们是一群猪！是牲口的模样，有着牲口的记号；不过，你们也来吧。”于是大智大慧和精通事理的人们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接纳这些人哪？”他会说：“···我之所以接纳他们，是因为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对此是受之无愧的。”
为何不会觉得受之无愧？因为对于“大地上的人”，生活和天国，永远是个谜。米佳的坏脾气，跟伊凡的傲慢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：米佳的坏脾气，是大地上的坏脾气；伊凡的傲慢，是地下室的傲慢。
陀老把韦尔西洛夫们叫作“退场者”（《少年》“结尾”）。他们身上还有往昔时代的余晖。他们有理想，看重尊严，关心世界，颇有学问，还带着老派人物的高贵。但也正是他们，为新的时代制造了真空。生活上，他们自己就是失序者，因此无力为下一代提供秩序。思想上，他们是把旧日信仰、域外思想变成谈资的人。他们谈论一切，但也仅仅是谈论。他们所谈的，没有一样能在自己身上扎根，更没有什么能成为下一代人的根。充其量，他们只能让自己守住所剩不多的体面和激情。守住体面，是依靠对美的残存信念；守住激情，则只能靠自已也收拾不住的情欲。这些“退场者”，以可怜可笑有时可悲的方式终结了往昔时代。
陀老的意图很明显：正是这些“退场者”，担当了现代世界的教育者；可这些“退场者”，偏偏无力承担教育；他们留给未来的，不是遗产，而是真空。信仰的真空，思想的真空，生活秩序的真空。有真空的地方，就有填补真空的渴望。那些接受“退场者”教育的人，其实算是精神的失估者。他们会带着复仇般的怨愤，把自己的精神真空填满。少年阿尔卡沙就是这样的人。他是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。开始，他想要抓住某种可靠的“思想”。审视了众多流俗“思想”之后，他决定发明一套自己的“思想”。这套“思想”是什么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相信只要抓住它，就可以摆脱虚无，超越世俗。很快他就发现，“思想”本身就飘忽不定。“思想”可以为他所做的坏事开脱。同时，“思想”又从未坚定到压制他行善的渴望。既然如此，所谓“思想”就对生活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少年求助于韦尔西洛夫，想从他的那些抽象谈话里获得生活指南。可是，他先是发现韦尔西洛夫只能谈论抽象的东西，继而亲历韦尔西洛夫的“分裂”和情欲闹剧。他能从父亲身上得到的启示，不像想象中那般坚实。直至遇到马卡尔•伊万诺维奇这个“上行人物”，少年才意识到“人品”比“思想”重要。少年所说的“人品”，可以理解为精神和生活的秩序。马卡尔让他见识到活在秩序里的样子。
像斯塔罗夫金、伊凡这样的人，在行动上仍是慵懒的。正如典型的“地下室人”，并不特别感到要做什么。可是，他们有学问、有魅力，他们的“思想”能够死死抓住那些更贫瘠的心灵。当他们成了新一代的教育者，就会培养出疯狂的行动者。
从无所事事的“退场者”，到被“思想”囚禁的“地下室人”，再到地上的自杀与暴行，人先沉降到一无可信，继而，一无可信催生出全新的狂信。这是陀老留给世界的现代启示录。
那晚，我先填了一堆表格，然后跑去跟老友聊陀思妥耶夫斯基。直至深夜，不亦乐乎。当我们谈论那些博学的“地下室人”的时候，好像是在谈论自己，以及自己那些精神上的父亲。我们知道，陀老那些阴郁故事的底色，是明媚的生活。他为所有“地下室人”留着通往生活的门。他们可以走出“地下室”，也应该走出“地下室”。但那属于另一个故事，也属于另一个晚上。